西藏地区自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始，正式开造正面为汉文皇帝年号和纪年，背面为相同意思藏文的纯银薄片钱币，开中国货币史上正式官造流通银币之先河。
其遵循《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中钱法相关规定，“逐年铸出造钱年份，用资考查” ，至嘉庆、道光朝虽因政局起伏、银价波动等因素未能逐年铸出，但尚延续旧制至道光十六年。此后随着晚清政局以及银钱比价的进一步复杂化，驻藏大臣琦善等人又昏庸懈怠，放任对藏地的造币监管，不久第一次战争爆发，很长一段时间，再未见带有皇帝年号和纪年的宝藏银币造出。至光绪朝晚期，当清朝好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到任之后，详察了藏地现状，发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已十分混乱，除了清政府令卫藏地区制造发行的各种银币外，还有商上地方铸币、民间私铸币等。更为紧迫的是大量外国英印卢比充斥川藏并溢价使用，“迨英人经营印度，所铸银钱名曰卢比，流入藏地，每一卢比重仅三钱二分，市面交易，作银三钱七八分不等，番民受亏甚巨”。长此以往使得大量物资和白银变向输出国外，且英国自乾隆朝以来时有侵藏之心，地区货币的流通与我主权相关，当引起警惕。针对这种情况，联豫果断上奏建议“藏中银钱，仍宜规复旧制，派员监造也”、“英人欲侵藏地，匪伊朝夕，所铸卢比，遍行藏中，我若仍照旧式铸造银钱通用，是亦我于西藏确有主权之一证也”。
同时，他还指出为抵制英印卢比，已由成都造币厂所造的四川卢比，虽然通行用于川藏，但在藏地流通过程中弊端明显，不同区域兑换比值差异很大。“四川前铸藏圆，每圆库平三钱二分，打箭炉（今康定）一带，则争用之，市价有时竟涨至三钱八九分，察木多（今昌都）内外尚肯行用。至藏中则市价太低，寻常一元，只作二钱四五分，极涨之时，从未过三钱”。 并且，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到朝廷饷银的正常调拨及兑换使用，“前藏每年额饷六万两，汇到只得五万四千两，亏累实甚”、“若发给兵丁，虽照三钱二分，兵丁已不能堪。所以历任粮员只得交番商汇兑，而不敢领藏圆也”。
对此，联豫奏请添置造币机器并建议“嗣后每年应解前藏之饷若干，靖西之饷若干，尽数仍解纹银到藏之后，由奴才派员监造。照从前式样，正面铸光绪宝藏，背后用唐古忒文字，以期利用。在公家既可免汇兑之费，且可得盈余之利”。
清政府在研究了联豫奏折内容后，虽准许其按旧制开造银元，但要求其自筹运费，接运拨付的重庆造币分厂机器。“由该大臣自行铸造，每元重库平一钱之银元，以期复旧制而顺舆情，尊主权而利行用，自当准如所奏办理”。由于经费不足，长途运输机器至藏确也困难重重，联豫道：“道途险阻，机件重大，屡经筹议，实不能拆运到藏”。如此，造新币之事只得暂作缓图。
至宣统元年，在清政府“元两之争”的背景下，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造币尝试，在拉萨城北扎什办了一所以水为动力的机器造币厂，告别了长期依靠手工打制货币的历史。宣统二年初，联豫以铸钱造币乃国家职权，“西藏为我属地，本无造*造币之权”，派兵查封了当地造*造币两厂，并将此事缘由及拟将造币厂重整后继续造币的想法上奏清廷获得应允。造新币事宜终于又迎来了转机。
联豫随即安排设计出新币图样，分为银币和铜币。银币为一钱形制，正面为“宣统宝藏”四个汉字，直径约22毫米，重约3.5克，背面中央铭龙形图案，周圈环绕和汉字相同意思及面值“库平一钱”的藏文。铜币二种，藏文面值“库平一分”者直径约27毫米，重约6.3克，藏文面值“库平五厘” 者直径约21.5毫米，重约3克，其余图文式样都与银币相同。
宣统二年七月初一日，联豫将铸出的新币“恭装黄匣，进呈御览”。并在奏折中陈述了流通状况与扩充建议，“臣现饬试铸银圆一种，铜圆两种，银圆重一钱，铜圆一种合银一分，一种合银五厘……商民领用，极形踊跃”。“臣拟另购外洋轻便机器……并拟增建厂屋，招募内地工匠，次第扩充”。清廷朱批著照所请，予以肯定。
在历经多年奏请商讨曲折谋划后，新币“宣统宝藏”终于诞生。其既传承续补自乾隆朝以来宝藏银钱的钱法旧制，又在此基础上革新工艺大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宣统宝藏”作为宝藏系列银币中首款机制币，与之前手工打制币有着本质不同，不仅大大提高了制币效率，使得货币的重量尺寸更趋标准化，更有助于规范流通取信于民。
其次，藏地历来以银币为主要流通货币，极度缺乏配套辅币，在实际交易中，除了延续物物兑换找零外，常以银币分割剪切后充当辅币使用，非但十分不便还有损于铸币主体形象，而“宣统宝藏”银币、铜币成套发行，在铸币之初已考虑解决以往这些问题，实为一次有益的优化和尝试。再者，“宣统宝藏”币面中央有蟠龙图案，这不仅在历代宝藏系列银币中隶属首次，乃至目前所见西藏钱币品种中，亦是指定种以龙形纹样为币面主体图案的流通货币，其龙形图腾与清季各省所造“龙洋”机制币相对应，再次彰显了清代疆土统治的皇权思想，强调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统治的权威性，可谓历经二次鸦片战争，在晚清政局动荡、经济风雨飘摇之际，所绽放出的一朵绚丽而短暂的花朵。
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存实物资料来看，尚有面值为二钱的“宣统宝藏”银币直径约25毫米，重约7克，当年也曾造出并参与了流通，但在联豫向朝廷的奏折中却并未提及。 至宣统三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大清王朝的命运很快走到了终点。
“宣统宝藏”续写的宝藏币传承之路，在发行一年后即停止了铸造。其犹如昙花一现的命运，为西藏地区货币发展史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见证，述说着一段转瞬即逝的辉煌 。随吟感怀，正是：“旧梦重温续王气，昙花一现夜深开”。
论自制银币，位处西南边陲的西藏是中国好早开制的地方，然而西藏地区使用及制造的银币都轻且薄，俗称“薄片”。青藏高原因地处偏远，与中原交通不便，而与尼泊尔的联系较多，因此在没有自行造币以前通行尼泊尔的钱币不足为奇，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
西藏自16世纪中叶起，因贸易便利逐渐习惯于使用尼泊尔重约5克的银钱，不过后来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时因成色纠纷引发了战争，乾隆皇帝认为使用外国货币不成体统：“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以用外番货币？”与晚清沿海及内地纷纷采用西洋银元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的大清王朝国势尚强盛，这是西藏开始自造银币的肇因。之前西藏地方政府曾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763 -1764年)及乾隆五十年（1785年)两次自铸钱币，但都是权宜之计，未制造加工多久，便停造了。
西藏自造银钱采用藏历纪年，背面中心内为莲花图案，外圈是八吉祥图案，俗称“久松”银钱，“久松”是藏历13饶回的读音，“久松”银钱有“1791”、“1792”、“1793”3个年份，与尼泊尔钱同重，清末四川所造的一钱六分半卢比银币的重量与之相当。乾隆五十八年设宝藏局开始铸造。“乾隆宝藏”银钱，并在币面标注纪年，开了中国钱币标示年份的先河。至此，尼泊尔银钱影响力逐渐式微，好终退出了西藏地区，这第三次的造币意义重大。
“乾隆宝藏”银币发行的第一年有重一钱五分、一钱及五分3种，其后乃至后来的嘉庆、道光、同治年间所造宝藏银币都只有一钱，“宣统宝藏”有二钱及一钱两种。由于西藏地处偏远，清末国势日益衰弱，中央无暇顾及地方事务，驻藏大臣也多为被贬官员或庸才，钱币时造时停且产量有限。清政府对西藏控制力丧失后，西藏地方政府也制造过“甘丹颇章”、“格桑章噶”等银币，还从印度购置旧式压印机设立造币厂进行造币，但西藏钱币可能因所处地理位置偏远与文化差异，始终未受中央重视。“宣统宝藏”是驻藏大臣联豫到任后，以造币权归属中央、地方不得私自设厂为由，派军査封地方政府的造币厂，恢复对西藏造币的监管后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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