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犯罪必须有‘三流’的支撑，即‘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表示，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的关键，就是改变传统办案模式，公安、银行、运营商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从源头管控“信息流”“资金流”，好大限度压缩犯罪滋生蔓延空间。
电信诈骗屡屡得手，和电信部门“改号电话在国内顺利‘落地’是分不开的，改号电话是电信运营商为了逐利，将服务器和中继线业务层层出租，对境外改号电话不进行拦截、过滤。
近10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3年至今，全国共发生被骗千万元以上的电信诈骗案件104起，百万元以上的案件2392起。今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
公安部刑侦局介绍，电信网络诈骗是非接触式犯罪，受害人上当受骗一般都是从接到某个电话或信息开始。电话的一头是受害人，另一头则是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的诈骗犯罪团伙。
今年4月大陆公安机关从肯尼亚押回的77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之一。台湾桃园人简某他所在的犯罪团伙将话务窝点设在遥远的非洲，专门针对大陆群众实施诈骗。“我们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简某供述，他们自称“公司”，老板和骨干成员都是台湾人，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一线人员冒充邮局、快递公司、电信公司等；二线人员冒充公安民警；三线人员冒充检察官或者金融部门的人；另外还有负责招募诈骗人员、技术维护、获取受害人个人信息的人员。
诈骗分子通过网络改号电话与受害人联系，显示为大陆政府部门或公检法机关的电话。一旦受害人被诱骗将资金转入指定的银行账户，金主（团伙老板）就指挥台湾的“水房”（转账窝点），通过网银将资金以金字塔状层层分解到若干个账户，组织若干台湾“车手”（取款人）在台湾疯狂取款。金主拿到赃款后再按照约定比例，给电话窝点、“水房”“车手”等发“工资”。
境外电信诈骗犯罪主要是台湾人组织实施，占大陆电信诈骗案件总数的20%，损失的50%。千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基本都是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实施。与境外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相比，境内电信诈骗案件的作案人员多是个人或小作坊方式，有些地方以亲戚同乡关系为纽带，形成地域性职业犯罪群体。
近年发案情况还显示，为增加欺骗性，犯罪分子紧跟社会热点，精心设计骗术“剧本”，针对不同群体量体裁衣，从“猜猜我是谁”“你有法院传票”，到助学贷款、征兵入伍等，五花八门。随着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日益严重，犯罪分子也从过去“漫天撒网”、不定向寻找诈骗对象，逐渐发展为获取被害人身份信息“精准诈骗”。
统计表明当前电信诈骗犯罪已侵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受害者覆盖各个年龄段、各种职业。
大量案例显示，相关行业监管、网络管控上存在管理漏洞，给了电信诈骗疯狂蔓延的空间。例如，近日引发关注的清华大学教授被骗1760万元案，受害人接到显示为北京的电话号码，实际却是犯罪分子在境外窝点使用北京电信一家代理商销售的“中继线业务”接入。
“改号电话在国内顺利‘落地’，很大程度上是电信运营商为了逐利，将服务器和中继线业务层层出租，对境外改号电话不进行拦截、过滤。”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郭建华告诉记者。
在北京，自2015年下半年警银合作成立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平台以来，截至今年5月中旬，已拦截全国范围内银行账户35万余个，拦截涉案资金10亿余元，并陆续返还受骗群众。
“电信诈骗犯罪必须有‘三流’的支撑，即‘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公安部刑侦局副巡视员陈士渠表示，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的关键，就是改变传统办案模式，公安、银行、运营商等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从源头管控“信息流”“资金流”，好大限度压缩犯罪滋生蔓延空间。
